目击证词不可靠?这些方法让“记忆”更可信
虎嗅 · 10 小时前 · NaturePortfolio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自然系列 ,作者:Nature Portfolio本篇《自然》长文共6977字,干货满满,预计阅读时间21分钟,时间不够建议可以先“浮窗”或者收藏哦。原文作者:R.J.Mackenzie无辜者屡因目击证人的错误记忆被定罪,新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出乎意料的解决方案。1998年1月底的某个黎明,两名男子闯入了Betty Black位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郊区法默斯布兰奇的家中。他们在这起失控的入室盗窃案件中杀死了Black。几个小时后,一位目击者——Black的邻居——将她所看见的情景告诉了警方。她说,在晨光中,有两个长发的白人从车里下来,走向Black的房子。这名邻居Jill Barganier次日前往警局指认了Richard Childs,一名长发的白人男子,为涉案汽车司机。Childs后来承认涉案,并服刑16年。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警方将28岁的Charles Don Flores锁定为第二名嫌疑人。有人曾在谋杀案发生那天上午看到Flores与Childs在一起,但Flores是一名短发的拉丁裔男子。2月4日,邻居Barganier被叫到警察局,在警局,一名警官为了帮助她回忆,使用了“司法催眠”——这一做法已被证明不可信,得克萨斯州及许多其他司法管辖区现已不再采用。在催眠过程中,警官向Barganier暗示其中一名男子可能留着“修剪整齐”的头发。然而,她再次将车上乘客描述为一名留着长发的白人男子,随后协助警方制作了一张与Flores长得完全不同的合成画像。在照片队列指认中,她仔细查看了另一组包含Flores和另外五名短发拉丁裔男子的照片队列,但没有认出其中任何一个人。然而,一年多后的1999年3月,Barganier的记忆却发生了变化。她在法庭上作证称Flores当时就在车里,并表示自己“百分之百以上”确信他就是自己当时看到的那个人。由于缺乏将Flores与该罪行联系起来的DNA证据,这一证词成为了检方指控的核心依据。陪审团裁定Flores犯有极刑谋杀罪,他目前正等待执行死刑。几十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对刑事案件中目击证词的可靠性表示担忧。记忆可能存在缺陷、衰退、存有偏见或受到污染。当警方采集目击证词时,若采用的方法不严谨或前后不一致,往往会加剧这些问题。对于该领域的许多科学家而言,记忆根本不值得信赖。但是,记忆研究领域正在发生转变。对现实世界中的刑事案件和实验室实验的重新评估表明,目击证人对特定记忆的信心,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成为其陈述真实性的有力指标。Flores一案揭示了目击证词使用方式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科学家们认为,某些记忆——例如Barganier起初在照片列队指认环节中排除了Flores——应被视为比其他记忆更可靠。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某些司法管辖区域已开始采取一些行动,来应对这一不断变化的科学认知。但相关研究仍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刑事司法体系的改进出了名地缓慢,而目击证词尽管存在种种已知缺陷,但权重仍然很大。“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记忆研究学者John Wixted说。尽管法官、陪审员和公众在DNA证据或指纹鉴定等问题上都会听取专家意见,但对于记忆,每个人都有经验。Wixted说,“我们的虚假记忆感觉上非常真实。”现在,他希望自己的论点能有助于一项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的请愿,请求重新审议Flores的定罪。一直存在的疑问关于证词可靠性的质疑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已存在。当时任职于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Elizabeth Loftus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结果表明,操纵记忆或制造完全虚假的记忆是多么容易[1]。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DNA证据被引入司法程序,这有助于揭示证词可靠性问题对刑事司法体系造成的严重影响。随着几十上百起定罪因无可辩驳的DNA证据而被推翻(参见“错误指认”),人们逐渐意识到,这往往源于错误的目击证词。来源:无辜者计划(go.nature.com/42jhxtb)很多科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警方的列队指认程序中,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偏见被引入调查的一大环节。嫌疑人本人或照片会和其他拥有相似特征的人并列展示,后者作为陪衬者。如果目击证人成功地从这样的一组队列中指认出了嫌疑人,这被视为一个强有力的有罪证据。但如果负责组织指认程序的警员知道谁是嫌疑人,就可能会对目击证人的判断产生不当的影响。此外,如果同一名嫌疑人被多次纳入指认队列,也可能影响证人回忆,触发熟悉感。记忆研究者们,如爱荷华州立大学心理学家Gary Wells,一直在领域前沿尝试改进列队指认程序。除了程序执行方式存在的问题外,Wells还发现证据的处理方式本身存在根本性缺陷。1980年,他与加拿大心理学家Rod Lindsay合著了一篇关于警方列队指认程序中否定结果的论文[2]。他们指出,尽管“肯定指认”被视为罪行的有力证据,但当目击证人选中了嫌疑人之外的演员,或认为整个队列里都没有罪犯时,警方则通常将之视作证人犯错了。Wells认为,此类“否定指认”应被视为降低嫌疑人有罪可能性的依据(见“嫌疑人指认程序”)。Wells的论文高度专业化,它基于贝叶斯信息增益模型,但在司法系统中并未引起太大反响,Wells表示。“数学证明对普通公众帮助不大,对警察、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来说更是不起作用。”这篇论文还基于这样一个观点:目击证人起初的回忆是可靠的。与此同时,在随后的二十年里,记忆科学领域传出的主流观点却恰恰相反,他们发现记忆是可塑的,也是脆弱的。石溪大学的退休认知科学家Nancy Franklin表示,记忆“轻易就会改变”。Franklin补充道,随着记忆受到污染,证人往往会变得更加自信,从而在法庭上作证时提供极具误导性的证词。在2001年对64位研究目击者现象的心理学家进行的一项调查中,87%的受访者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目击证人对记忆的自信程度并不能预示其准确性[3]。信心问题2011年,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Henry Roediger请Wixted协助撰写一本书籍中的章节,关于目击证人记忆的自信程度[4]。Wixted一直致力于基础记忆研究,不大情愿涉足更复杂的现实世界应用领域。他说,但是Roediger“不接受拒绝”。Wixted说,当他深入阅读相关文献后意识到,应用研究领域用来判断何为最佳实践的理论模型,与基础记忆科学所依据的模型截然不同。这种差异也体现在研究目击证人记忆时用于衡量证人信心的方法上。在Wixted的研究领域,人们运用一种名为“信号检测理论”的概念来建立自信程度与“再认记忆”之间的联系。科学家可能会通过向志愿者展示一组单词来测试其再认记忆,其中一半是他们之前见过的“旧”单词,另一半则是从未见过的“新”单词。研究人员会询问志愿者是否见过每个单词,并请他们评估自己对这一判断的自信程度。如果志愿者之前见过某个单词,该记忆的痕迹(称为“信号”)就会被编码到他们的大脑中。旧单词产生强烈信号的可能性远高于新单词,如果某个单词产生了强烈信号,志愿者更可能表示自己认出了该单词。这也会增强他们对这一判断的信心,这意味着信心与准确性紧密相连。鉴于列队指认环节本质上是在测试目击者对曾经见过的人脸的识别程度,Wixted推断,在这种情况下,自信程度与准确性之间也应存在密切关联。Wixted和同事Laura Mickes(现为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心理学家)共同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目击者记忆的一系列实验室研究。这些实验中志愿目击者观看模拟的犯罪场景,结果表明,目击者的自信程度很少能预测其记忆的准确性。但Wixted、Mickes和他们的同事发现,这些研究将目击者犯下的不同类型的错误混为一谈了[5]。如果某人在列队指认程序中指认出了“嫌疑人”,但该嫌疑人实际未实施模拟犯罪,在研究中,这基本上被视为与指认陪衬者一样的“错误”。但在现实中,这两类错误的意义完全不同:误认嫌疑人可能会导致无辜者被定罪,而误认陪衬者只会被忽视。混淆这二者导致不同类型错误一并计入统计,使信心与准确性之间的关联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要弱。Wixted遵循了与Wells相同的贝叶斯逻辑,推断出列队指认程序的每种结果——无论是指认嫌疑人、指认陪衬者,还是完全不指认——都会以不同方式改变嫌疑人有罪的概率。例如,指认陪衬者应表明:嫌疑人的面孔未能充分激活证人的记忆,以至于无法引发回忆。这应被视为嫌疑人无罪的证据。Wixted和Mickes提出了一种名为“信心-准确度特征”(CAC)分析的新方法。CAC分析[6]旨在解答Wixted认为先前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才是法庭上陪审团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如果一名证人以某种程度的信心指认了一名嫌疑人,那么该指认的准确概率有多大?通过CAC分析,以往实验室研究的数据现在表明,高度自信的证人准确率高达97%[7]。索尔克生物研究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的神经科学家Thomas Albright表示,这项发现震动了整个领域且颇具争议。他表示,Wixted“进入这一领域,翻了个底朝天”。因此,爱荷华州立大学的记忆研究学者Andrew Smith表示:“当时反对声浪巨大。”Wixted指出,批评者的观点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目击证人的记忆绝不可靠;另一派则认为自信度与准确度之间的关系早已是常识。现实世界中的数据也印证了Wixted的观点。他曾与得克萨斯州休斯顿警察局合作,对近350份照片队列指认材料进行了研究[8]。该局采用了确保辨认过程公平的程序,例如双盲法——即确保负责该程序的人员不知道谁是嫌疑人。Wixted还要求休斯顿警员在指认结束后立即记录目击者的确信程度。这项研究表明,高度确信的识别结果正确率约为97%,而如果信心不足的话,识别结果则仅比抛硬币略好一些。Wixted指出,对“无辜者计划”数据的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理论。这是一家位于纽约市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为被错误定罪的人洗清冤屈。在首批250起因DNA证据推翻定罪的案件中[9],有92起案件的庭审记录显示了目击者在首次记忆测试时说的话。在每起案件中,目击者在首次测试时的信心都比在法庭上表现出的要低。2017年,曾就目击证人记忆问题公开持不同意见的Wixted和Wells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10]。该论文认为,在警方队列指认环节中,目击证人首次记忆测试时的自信程度可能预示着准确性——但仅限于规范的测试条件下。这些条件包括双盲测试和谨慎地呈现嫌疑人队列以避免引起对嫌疑人的注意。纽约城市大学的心理学家Margaret Bull Kovera说,该论文产生了巨大影响。去年对研究目击证人问题的心理学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揭示了这一转变:89%的受访者同意,在理想条件下,目击者的自信程度确实能反映其记忆的准确性[11]。反映罪责自信并非全部。还有其他因素(Smith称之为“反映变量”)也会影响嫌疑人面部特征在目击证人识别记忆中激活的强度。这包括目击者做出判断所需的时间——识别记忆是瞬间完成的,而低自信的辨认则需要更长时间。Smith表示,如果列队存在不公平,反映变量可能会产生误导,但公平的流程则可能使这些变量发挥作用。Flores仍在等待死刑执行,他的定罪主要依据是Barganier的法庭证词。Flores的辩护律师Gretchen Sween已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请愿书,称Barganier最初未能指认Flores证明了Flores的清白,不应被她后来在法庭上指认所掩盖。向Barganier的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寻求评论的请求没有得到答复。Sween承认科学是微妙而复杂的,“法律却只想要黑白分明。”她说。她预计今年晚些时候会得知最高法院是否会受理Flores的上诉。达拉斯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Wixted希望关于目击证人记忆的新科学进展能够让Flores重获自由,并推动刑事司法系统的产生一些其他的变化。然而,进展必然是缓慢的。Kovera表示,美国警察系统由下而上的结构涵盖联邦、州和地方各级近18000个机构,这使得核心程序难以推进。但改变是可能的。在美国的一些州,例如新泽西州,总检察长可以规定其管辖范围内所有机构的做法。新泽西州也是首批采用双盲队列指认程序的州之一。Wells认为,警局可以做出的最大改变就是拍摄嫌疑人队列指认的全过程,以确保记录下重要的反馈变量,例如证人辨认所需的时间。他说道:“这12到15分钟的信息量远超你的想象。我们必须记录下来。”Wixted表示,调整联邦法院使用证据的规则将是变革性的。目前的规则阻止了辩护律师使用队列指认的否定结果作为无罪证据。Wixted说已有十一个州改变了这一点的规定,但联邦政府的改变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也开始根据有关记忆信心的新研究成果,对司法实践作出调整。以加拿大为例,2018年,加拿大公共检察署发布了一份指导文件,建议在目击证人首次辨认嫌疑人时,记录其当时的信心水平。这份文件引用了Wixted和Wells的论文。不过,包括英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司法系统,至今仍未将证人的信心水平作为衡量记忆准确性的依据。Wixted说:“科学成果要进入司法体系并转化为司法实践,需要的时间极为漫长。”参考文献:Loftus,E.F.&Palmer,J.C.J.Verbal Learn.Verbal Behav.13,585–589(1974).Wells,G.L.&Lindsay,R.C.Psychol.Bull.88,776–784(1980).Kassin,S.M.,Tubb,V.A.,Hosch,H.M.&Memon,A.Am.Psychol.56,405–416(2001).Nadel,L.&Sinnott-Armstrong,W.P.(eds.)Memory and Law(Oxford Univ.Press,2012).Wixted,J.T.,Mickes,L.,Clark,S.E.,Gronlund,S.D.&Roediger,H.L.III Am.Psychol.70,515–526(2015).Mickes,L.J.Appl.Res.Mem.Cogn.4,93–102(2015).Wixted,J.T.,Read,J.D.&Lindsay,D.S.J.Appl.Res.Mem.Cogn.5,192–203(2016).Wixted,J.T.,Mickes,L.,Dunn,J.C.,Clark,S.E.&Wells,W.Proc.Natl Acad.Sci.USA 113,304–309(2016).Garrett,B.L.Convicting the Innocent:Where Criminal Prosecutions Go Wrong(Harvard Univ.Press,2011).Wixted,J.T.&Wells,G.L.Psychol.Sci.Public Interest18,10–65(2017).Seale-Carlisle,T.M.et al.Perspect.Psychol.Sci.20,903–924(2025).原文以Memory on trial:the new science of when to trust eyewitness testimony标题发表在2026年5月27日《自然》的新闻特写版块上©natureDoi:10.1038/d41586-026-01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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